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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舟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我和同学们的“长征”【原创】  

2016-12-21 20:22:21|  分类: 灯下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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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同学们的“长征”

文字/一舟



    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,当人们呼唤长征精神回归时,也唤醒了我早已沉睡的久远记忆——50年前,我和同学们经历的一次“长征”。

 1966年底,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以燎原之势,燃遍全国各地。虽然学生乘坐交通工具的大串联已经结束,但徒步串联的“长征”却方兴未艾。

 为了踏寻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,体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,我和几位同学在班里率先发起步行串联。我取自毛泽东的词满江红——和郭沫若同志》中的“只争朝夕”四个字,为即将踏上征程的的长征队命名。并自掏腰包,在锦旗店制作了一面红色的“只争朝夕长征队”队旗。

 当时,全班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报了名。临行前,也许是正值寒冬季节,部分同学打起了“退堂鼓”,最终决定参加“长征”的,只剩下九名同学。虽然岁月冲淡了记忆,但在四十多年后,我们几个同学一番拼凑,仍然记得:女同学是徐莉兰、霍黎萍、刘巧云、顾红宝、刘伟;男同学是刘德正、徐安邦、吴寅生和我。

 1966年12月25日,我们顾不上寒潮袭来,仍然按原定计划出发。大家各自带上一床棉被和简单的行李,用背包带、塑料布捆扎成行军包背在双肩上,手举“只争朝夕长征队”队旗,怀揣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,沿着沪杭铁路行进,开始了我们的“长征”。

 彼时,“红旗下、温室里”长大的我们,年仅十六七岁。生平第一次徒步行走那么多路,的确是一场非凡的考验。好在大家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第一天一鼓足气走了40多公里路。当夜幕降临时,我们历经八小时,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松江。在接待站,我们吃罢晚饭,那些脚底板磨起水泡的同学,端来一盆盆热水泡着双脚,学着用针挑破水泡,而我却安然无恙。

 次日,我们再次踏上征途。双腿的酸痛,加上脚底板的疼痛,迫使大家减慢了行军速度,一天下来仅仅走了28公里。到达枫泾后,才发现女同学刘伟没有跟上来。一个同伴的掉队,在通讯手段发达的今天,或许算不上什么,或许也不可能会发生。然而,由于那时没有办法联系上刘伟,九个人的“长征”便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

 第三天早晨,灰蒙蒙的天下着小雨,夹带着飞舞的雪花。是原地休息,还是继续前行?正当我犹豫不决时,一位男同学告诉我:“刚才碰到女同学,她们说不想走了。”听了这句话,我的心凉了半截。“长征”刚刚开始,女同学就提出“分手”,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?我没有去核实和沟通(也许是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少言寡语的原因吧),错误以为女同学或许是吃不了苦,或许遇到了什么困难,准备打道回府了。在队伍“折兵”过半的情况下,没有丝毫动摇男同学的继续走下去决心。

 就这样,我们与女同学不辞而别,顶着雨雪朝着嘉兴方向走去。谁也没有料到,这一别,竟在四十七年后成了我们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一件事。2014年秋,同学们在月亮湾聚会提起它时,徐莉兰、刘巧云告诉我,她们没有打道回府,只是在找掉队的刘伟,后来听说男同学走了,她们没有停止“长征”的步伐,去了革命圣地井冈山。

 听了她俩的话,我的心一半云里雾里,一半懊恼不已。当时,究竟是女生说话没有表达清楚,还是男生传话有误?如果我去女同学那儿核实一下,也许不会铸成“分手”的大错,那么我们的“长征”一定会演绎得更加精彩,更加完美。然而我知道,一切不会有“如果”,它只能让我抱憾终生了!

 在南下的途中,我们在嘉兴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南湖,在“烟雨楼”旁的红船上拍照留影。一周后,顺利到达杭州,在休整的同时,饱览了美丽的西湖风景。在上饶,我们参观了上饶集中营……

 “长征”途中,我们不畏严寒,栉风沐雨,爬山涉水。历经一个半月,徒步1500多公里,终于到达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——江西瑞金。

    1967年除夕,雪花漫舞的瑞金夜空,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响。

 一间空旷的教室里,由稻草铺就的地铺上,我们盘腿围坐在一起。一张报纸上,放着刚刚花了十几元钱买回来的糖果、糕点、花生、瓜子……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地、且没有与家人一起过的春节。我为每一个人的茶杯斟满了白开水,大家以水代酒一饮而尽,祝贺我们的“长征”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。

    在瑞金,我们走访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、沙洲坝革命旧址群、云石山长征出发地、叶坪等革命遗址。参观了在小学课本上提到过的、当年毛主席亲自带领干部群众一起开挖的红井”。在吃水不忘挖井人,时刻想念毛主席”的石碑前,大家捧起红井”井水犹如久逢甘霖,一饮而尽

    春节过后,由于党中央已经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,我们原打算“继续向井冈山进军”的计划落了空。“长征”的使命已经结束,我把“只争朝夕长征队”的队旗折叠好,打入了随身的行军包。之后,我们四人一路辗转,经公路、铁路、水路(长江轮船),途径长沙(韶山)、武汉等地,于当年2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上海。

 往事如烟,转眼过去了半个世纪。回忆起这段“长征史”,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躁动。诚然,在“文革”那个年代,学生们所做的一切,包括徒步“长征”的所谓“壮举”,或多或少带有政治上的一种幼稚与冲动。但话说回来,每一个人的成长,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阅历,它是人生的磨砺,也是历史的沉淀。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“文革”,才让我们变得趋于成熟,从而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与实践者;正是我们经历了徒步“长征”的磨难,才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,学会了百折不挠,不畏艰险和困苦……

 写到此,我不得不提我们一起“长征”的两位男同学——吴寅生和徐安邦。当年我们“长征”返沪后,吴寅生撰写过一篇长达十几页的政论文寄给我,让我帮他修改过,没有想到不久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徐安邦与我是近邻,1968年9月毕业分配后留在在上海,我去了湖北十堰二汽,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,曾经与他见过一次面。

 当我退休回上海,我最想见面的同学就有他俩。与失散四十多年的同学联系上后,才知道他俩已经驾鹤西去。闻之噩耗,惋惜与悲痛油然而生。想到英年早逝的他俩,其音容笑貌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;想起我没能再次与他俩见上一面,心里总会隐隐作痛。

 写上此文,也算作是对逝去的岁月一种缅怀,以及对天堂里的同学一种祭奠吧!

(上面是嘉兴南湖拍摄的照片:从左到右笔者、吴寅生、徐安邦、刘德正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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